赵紫阳——邓小平决裂之谜

在围绕“六四”真相的种种谜团之中，赵紫阳—邓小平同盟的决裂到底发生在何时，可说是谜中之谜。很多人认为，1989年5月16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的一席谈话是压弯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关于赵的谈话，《人民日报》的报道是这样的：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同志对戈尔巴乔夫同志说，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从１９７８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 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 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这次高级会晤，也就意味著中苏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为此感到高兴。
　　这句话后来被中共说成是泄露了党的机密，成为赵在政治上“犯严重错误”的一条重要依据。十几年来，普遍的看法是：赵听信智囊团的馊主意，趁会见戈氏之机，将邓推到前面，暗示自己不能与学生对话，乃是“老佛爷”没有恩准之故，终造成赵邓同盟的决裂。
　 　5月16日在八九六四的历史上也可称之为分水岭。5月13日高自联发起绝食之后，北京的声援基本上局限在学生、知识界和新闻界，而赵与戈氏会见的详细报 道公之于众后的17、18日两天，北京爆发了包括党政机关等社会各界参与的百万人大游行，市内交通完全瘫痪。笔者当天上午路过长安街，惊讶地发现“中共中 央组织部”的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其中还有人举着“要廉政不要‘帘政’”的标语。
　　虽然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很快就 为大学生们知晓，但是即使是“四二七”游行时，学生所要否定和批判的人物还不是邓小平，而是打高尔夫球、纵容官倒儿子的赵紫阳。“四二七”游行时，不止一 所大学的队伍抄录《邓小平文选》片断“一个革命的政党，不要害怕人民的声音，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作为横幅，可见邓在那时还是个“青天大老爷”一样的请愿对 象。
　　无论赵与戈氏谈话的动机如何，从5月17日开始，直指邓小平的标语口号大幅增加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赵紫阳是否有预谋、有企图地把邓小平“抛出来”呢？
　　为赵起草谈话稿的秘书鲍彤出狱后的接受张敏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
　　问：此外，您还能记得在交代中谈过别的什么问题吗？
　 　答：还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就是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在秦城监狱的时候，专案组对我说："你为赵紫阳起草讲话稿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邓小 平？"这时候，我才知道，提邓小平还成了问题。他们说："那不是把邓小平推到第一线去，推到学生对立面了吗？"我说："实在是冤枉。这件事决不能加在紫阳 头上。"赵紫阳在交代我写谈话稿的时候，没有说要我加这段话。当时赵紫阳向中联部长朱良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情况，让我在旁边听，他的意思是说，戈尔巴乔夫来 访就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常化。那可能是五月十六日，上午是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下午是赵紫阳见，中午，中联部的人就来跟我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谈了些什 么，因为我必须了解这些情况，他们提到，邓小平说"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就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正常化"，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就把它写进了下午的讲稿中， 我是这样写的："你（戈尔巴乔夫）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会面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因为邓小平同志虽然已经退了，但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在 最重要的的问题上还是由邓小平掌舵。"大概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呢？紫阳从十三大以后，每逢他第一次会见外国党的某个领导人的时候，他总是要讲这 句话，要使人家了解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从一九八七年开始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我这次就是把它与上午邓小平的会面连在了一起。
　　我从秦城 监狱出来以后，才知道这个问题是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上姚依林、李鹏他们提出来的，姚依林指责赵紫阳这样说是把邓小平抛到了第一线。这实在荒唐。把小平抛到 第一线的是谁？是李鹏！一九八九年四月，李鹏通过各种形式向学生传达邓小平关于学生是动乱的指示的时候就早已把邓小平抛到了第一线。还有一点我要说明，我 在起草这篇东西的时候，对邓小平还是充满了尊敬，我还不知道邓小平要调兵来对付学生。赵紫阳在五月四日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之后，在五月八日 的常委会上紫阳提出了如何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常委通过以后，在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通过了。五月十三日赵紫阳和杨尚昆两个人一起 去见邓小平，这是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第一次见邓小平。他是去谈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事情，同时也谈到五月八日常委会和五月十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是准备怎 样在法制轨道解决问题的方案。邓小平当时表示："都同意。"
　　紫阳回来以后告诉我们邓小平的"都同意"三个字，我听了以后高兴极了，我觉得邓小 平在改革问题上经常是支持紫阳的，这次包括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在六月二十日召开人大常委特别会议讨论学生的要求，成立廉政反腐败委员会等，邓小平都同意 了，学生的要求能够满足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借这个机会全面展开，我觉得非常高兴，在这种心情下，我鲍彤会"把邓小平抛出来"？这是我作梦也没有想过 的。
　　最近明报等媒体披露了赵于九十年代末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赵紫阳在访谈中特意就被指为「向戈巴契夫披露邓小平乃中共总舵主，有意暴 露党内矛盾」的说法做出澄清。他说：「戈尔巴乔夫到京之前，我曾在向邓小平做的有关汇报中提出『希望你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请求。当时邓小平回答说：『我 一定会见他，还要当面跟他说，我们见面了，就是中苏最高会面，代表中苏关系新里程的开始』，邓小平还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
　　但是 他们会面时，邓小平不知为甚么却未向戈尔巴乔夫提到此话。之后，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于是，五月十六日我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 的过程中，特意告诉他『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大问题上，还要邓小平掌舵』。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 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戈尔巴乔夫）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甚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由于另一重要当事人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从赵与鲍这二人的谈话，无法断定谁的回答比较接近真相。尤其是是否由于邓忘记讲原本与赵达成协议的话，而赵主动去替邓讲。
　 　此中真正令人疑惑的却是：中国的外事报道与其他报道一样，一向控制极严，新闻记者不可能全程跟踪首脑会谈，报道哪些内容也是要经过严格审定，对照中国大 陆报章一贯的外事报道就知道了，绝大多数只有“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之类毫无信息量的套话。赵与戈氏谈些什么也许不重要，而能够如此详尽地公开报 道，却是非常罕见的。假设赵紫阳把邓“抛出来”涉嫌泄露党的秘密，那么在报道这个环节上为什么能够畅通无阻？实在令人起疑。

郑若思：我大胆假设两种情形：

　　一种是，赵与鲍合谋要把邓“抛出来”，而且由智囊团或相关人员向负责报道的记者吹了风。
　　另一种是，唯恐不能早日把赵除掉的人，看到赵的谈话正好是置他以于死地的枪弹，于是迫不急待地将此公之于众，彻底离间赵与邓的盟友关系。
　　赵与戈氏的谈话是如何被报道的？只要这个问题不清楚，就很难断定这后面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黑手”在操纵。

「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

　　一份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访谈纪录文稿，目前正在中南海高层的极小圈子内秘密传阅。据悉，这份手稿是赵紫阳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中共「十 五大」之前，在北京软禁期间与一位密友三次长谈的笔录。在这份长达七万字的文件中，赵紫阳不仅披露了「六四事件」的部分内幕，也对其本人在「六四事件」中 的表现以及近年来外界、尤其是胡耀邦主要智囊吴江，对他在胡耀邦倒台问题上的非议进行了自我辩解。
　　据了解，已读过这份手稿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及元老万里（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前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阎明复、前赵紫阳幕僚杜润生（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主任）、杜导正（前中共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等。万里在读过这份访谈笔录之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有助于消除赵紫阳与一些与「六四事件」相关人士的误 解。
　　以下是这份文稿的部分摘要：

关于「六四」

　　据赵紫阳在访谈中表示，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出访北朝鲜的当天，国务院总理李鹏到北京火车站为他送行。在北京火车站，李鹏曾经再一次 向他询问有关对待学运的政策问题。当时，赵紫阳对李鹏说：「学运不比工运，没有太具体的目标，因此搞不长。我们对此不必太紧张，拖一拖也就过去了。」李鹏 当时表示赞同这一立场。
　　赵紫阳离开北京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负责人找李鹏汇报学潮，指学运系一场「境内外敌对势力勾结的阶级斗争」。 李鹏吃不准，于是立即又带著这批人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听取汇报后，马上断言指学运「是一场有组织、有计画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并且发表了「四二 五讲话」。
　　在平壤的赵紫阳接到中南海紧急电报后立即赶回北京，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实行军管戒严，批评「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指示 所发的「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有错误。与此同时，赵紫阳还提出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方案，要求「退一步」，并承诺对话的局面一旦失控，责任可由其本人 出来承担。但是邓小平态度强硬，拒不接受。
　　赵紫阳在访谈中坚持认为，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讲话，乃是整个「六四事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实上，邓小平的子女事后也曾打电话给赵紫阳，希望赵在五月四日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讲话中，能够突出「邓小平关心青年成长」的一面。
　 　赵紫阳的访谈中还透露，五月十七日，中共高层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实行军管事宜。在此之前，除邓小平之外，只有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杨尚昆、乔石和 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而在「五一七」会议上，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当时虽然表示不反对戒严，但是仍提出「是否还有比军管更好的方法」。这 就是胡启立在「六四」事件中所犯的「错误」。
　　至于「六四」下令军队向学生开枪的责任，赵紫阳认为外界的大部份猜测都不太准确。他指出：「除了邓小平，（中南海）没有人能下这个（开枪）的决心」。
　　赵紫阳指出：「军阀政府，甚至蒋介石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都不敢下令向学生开枪，（「六四」）出动了几十万军队，调动了几个军区，没有这个必要」。
　 　赵紫阳在访谈中还表白道：「在『六四』之后召开的四中全会我坚持不做检讨，只是说明自己的态度，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时代，我几乎年年都要做检讨，当时是真 的认为自错了。但是这一次不认为自己做错，所以不能检讨，这决不是分裂党。现在想起来，当时那样做，大概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罢」。

关于软禁生活和对时局的看法

　　赵紫阳在访谈中透露，自一九八九年六月被软禁以来的八年中，他和夫人一直与女儿（注：赵雁南，北京长城饭店副总经理）同住，家人前来探望， 都要按照有关方面制定的时间表。每周能外出打两次高尔夫球，不过要在指定的地方。八年来，他与负责管的单位一向和平共处，即使是未允出席一九九七年二月二 十五日的邓小平追悼大会，也没有引发双方的公开冲突。唯一的一次，是中共元老彭真的追悼大会，当时赵紫阳再次要求出席，并向有关方面写信，称彭真是自己的 「老上级」，恳请能够体谅批准。但是，答覆仍然是「上面不批准」。这一次赵紫阳怒不可遏，一再追问究竟是谁的意见，并表示要当面理论，最后更喝令负责监管 他的组长「滚出去」。
　　赵紫阳在访谈中提到：「（软禁生活）最大的不便，就是苦于与外界阻隔。而自新华社编的「动态清样」停发后，除了能看「人 民日报」之外，外界的信息就几乎甚么都不知道了。白内障手术后，视力不太好，书也只是粗略地看一些，赵蔚写的「赵紫阳传」看过了，是抄报纸的，其他写我的 书，大都没有读。这些年每年都能到外地走动，当地的同志还是很热情，但是有人监视汇报，所以也不能与他们谈得太多，了解不到太多的情况。有时透过子女的安 排在家里会见朋友，还算方便」。
　　提到时局，赵紫阳感叹道：「对于国事，已经很淡了。不淡也没有办法」。不过他相信「现在经改遇到的所有问题， 都是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他还透露：「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 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 一九八七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
　　赵紫阳认为：「『十五大』不会提到我的事，因为李鹏还在台上。『六四』在中、短期里不会平反。但是我相信，历史总会有一个说法，终会还其自己的本来面目。」
　 　对于鲍彤在「六四」后以泄漏国家机密坐牢七年及释放后仍被软禁的遭遇，赵紫阳质问道：「鲍彤犯了甚么罪？说他泄漏国家机密，我只记得他不过是说过李鹏的 老婆朱琳在出国访问时为不见了一串假项链而兴师动众，大惊小怪。另外就是在『六四』时期议论过戒严。（当局）天天在讲法制，自己却带头不守法。」
　 　据赵紫阳透露：「『六四』之后，有关方面想调查我和鲍彤在关体改委与索罗斯（『量子基金』管理人、国际货币投资者）合作一事上的关系，意在把鲍彤打成与 境外敌对势力勾结搞颠覆活动。当时（在与索罗斯合作的问题上）公安部与国家安全部意见不一前者说索罗斯是敌人，后者认为索罗斯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还是国安 部的客人。一九八七年，公安部再度给我写报告，指索罗斯是『反共老手』。为了慎重起见，我决定中止了体改委与索罗斯基金的合作计划。现在想起来，幸好当时 取消了这个计划。